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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包含深意的隋朝政制改革
立足于汉魏以来数百年政制改革的大背景，隋文帝对中央行政制度作出了总结与创革。
隋朝建立的省、部，最初并非严格的三个省。隋文帝开皇元年定令，中央一共有五个省，分别是尚书省、门下省、内史省以及秘书省、内侍省。
五省的编制序列以及官级安排很有意思。
尚书省排位第一，长官尚书令为正二品，副长官左、右仆射为从二品。门下省和内史省分列第二和第三，但其长官纳言（即侍中，文帝避父亲杨忠之讳，改侍中为纳言，改中书省为内史省）、内史令都是正三品，比尚书省矮了一头，仅与尚书省下的各部尚书同级。
至于秘书省和内侍省，职能分别是管理书籍、侍奉皇帝起居，地位虽崇，却不管政务，与另外三省无法相提并论。
也就是说，尚书省仍然是隋朝行政系统的核心部门，门下省和内史省固然参与核心政治，但在机构设置上并没有突出权威性，没有摆脱皇帝私人侍从机构的身份。在制度理念上，隋文帝并没有充分吸收南朝和北齐的先进成果，反而沿用了北周时代的某些理念。
北周官制的核心内容是模仿周礼而创造出来的“六官”，即天官大冢宰、地官大司徒、春官大宗伯、夏官大司马、秋官大司寇、冬官大司空，六官职能可以大概对应隋唐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是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。在六官之上，北周把天官属下的御正大夫和春官属下的内史大夫调到宫中，担当中书省的职责，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。御正大夫和内史大夫后来官级有所提高，但在编制上仍然接受天官、春官的领导，没有独立开府办事，与六官府无法等量齐观。从北周的状况中，我们可以找到隋朝五省并行、尚书独大的影子。
与此同时，隋朝官制还保留了相当多的北周残余。诸如勋官等级上在线美工，仍然是北周划分的十一级制；中央军事系统也仍参照北周十二大将军分府统领的模式，除了官名改换，实质运行模式几乎没有变化；九寺与六部虽然功能重叠，也被隋朝保留了下来，因为北周起初就没有彻底理顺传统的秦汉九卿与六官的区别，而是任其存在，隋文帝也不忍狠心全部裁撤……
这一系列情况表明，隋文帝虽然急如星火地更改了北周的官制，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开手脚。抛开新旧制度正常的过渡性痕迹不说，隋文帝对旧制的保留未免有点大。这不由得不引人关注。进而产生疑问，在隋文帝看来，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，到底是否科学？ 其实这就涉及到隋文帝改革官制的现实意图了。
探讨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回顾隋朝统一的历史背景，以及其建国的鲜明特点。
隋文帝杨坚于580年左右，抓住北周宣帝暴崩的机会，采取不流血的方式，夺取了北周中央权力。随后，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、益州总管王谦、勋州总管司马消难发动叛乱，企图消灭杨坚，史称“三方之乱”。叛乱后来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被平定，杨坚顺利地实现了王朝禅代，建立了隋王朝。但一时的政治军事胜利，并未完全占有人心。
北魏以来连续不断的王朝禅代，不管在东边的东魏北齐，还是南方的梁陈两朝，都频繁地发生，以至于形成历史惯性，许多人都无从适从。隋朝亦是从禅代中建立，是否能够刹住这股惯性，让王朝长期稳定地存在下去，是隋文帝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。
要稳定国势、延长国祚，必须完善制度，这才能有效规避风险。特别是隋朝这种和平篡位的模式下，建国之初发生风险的概率最大，并不是三方之乱削平了就代表着从此无虞。北周统一北方后，又强硬地击败陈朝声势最大的“太建北伐”，已经具备了南下灭陈的基本条件，但隋文帝即位后并没有立即着手展开平陈之战。之所以放缓了军事行动的节奏，正是出于对北周复辟势力——抑或还有对北齐势力的忧虑。
隋文帝杨坚本人在北周为官数十年，对北周叠床架屋、“非驴非马”（注，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》）的官制弊端，在线美工早已经摸得非常透。
在线美工北周太祖宇文泰复周礼、设六官，打着远法西周的旗号，改易汉魏以来官制，实行了所谓的六官制，最大的作用是占据礼法、政治上的先机，为关陇政治集团戴上一顶高帽，以抗衡北齐和南梁。既然初衷就是名大于实，自然在实际动作上就无十分认真的必要。否则入戏太深，极易作茧自缚。宇文泰所谓的六官，仅仅改革了中央行政机构，地方州郡县其实仍是汉魏官制的老一套。
饶是如此，北周的官制系统，也对国家行政带来不小麻烦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，为杨坚篡位提供了便利。
北周的六官作为六个行政部门，在地位上是并列的，彼此没有统属关系。六官之上，又没有一个成型的机构进行统领和协调，北周的皇帝需要直接面对六部，皇帝既管决策又管执行，这显然不是个良好的运作状态。作为补救，北周一度下达了“五府总于天官”的命令，即令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五府听天官府大冢宰的令，大冢宰从部门事务官一跃成为事实上的宰相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，冢宰变宰相，汉魏以来制衡宰相的中书、门下二省却缺了位，皇帝一夜间回到西汉初年的状态，君权面临超级宰相的挑战。
北周第一个总令五府的大冢宰宇文护，连连废掉北周闵帝、明帝两位皇帝，成为事实上的主宰者。所以北周武帝政变杀死宇文护后，就立即废除了五府总于天官的命令，恢复了六官原有序列。
如此一来，又回到原来的老问题，皇帝直接面对执行部门。所幸北周武帝、宣帝都是非常强势的君主，两位皇帝短暂的执政生涯中，军国大事都是高度紧张的节奏进行着，无暇顾及体制上的弊病。但是风险依然存在。
所谓的风险就是，帝国的权柄过于集中，除了皇帝本人之外，没有哪一个机构或者官职能在政府运作上承担领率责任，如果皇位一旦出现空缺，政府就极易停摆。
偏偏北周武帝和宣帝还对诸王有些猜防，不给实官也不给兵权，年长的诸王都被外放到封国，京师连一个可供依靠的宗室王孙都没有，封建帝国最后一道血缘上的保险也被抽掉。所以当北周宣帝暴崩之时，体制问题便如他的疾病一样突然发作出来。
580年宣帝暴死，御正下大夫刘昉、内史上大夫郑译假造宣帝遗诏，命随国公杨坚辅政。按理说，皇帝的诏命一般需要有权威部门、或者德高望重的重要辅臣发布，才能起到相应效力。但北周的王命传递一直都没有建立严格正规的程序，只需要御正大夫起草、皇帝认可、用印后，便能具备效力。负责起草诏书和用印的几位御正大夫，职能分工也大多是皇帝根据个人喜好指定负责人，在编制系统里并没有明确地区分。因而，假造遗诏后，竟然无人可以制衡，也无人具备政治上的反对资格。
杨坚正是利用制度上巨大的漏洞窃辅政大臣之位，夺权过程之容易、北周皇族危难之际的狼狈，都对杨坚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让他更加坚信良好制度的巨大功用。
是以他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改易官制，其中最紧迫的目的就是为皇权加上一道保险，防止再度出现北周猝死的情况。
北齐、南梁、南陈几个国家，都建设有相对完善的中央省部制度，是以虽然屡屡出现强臣凌主的问题，但这些所谓的强臣都是皇族中人，外臣受到的牵制太多，并没有染指皇权的条件。大概正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，促使隋文帝如此匆忙地上马官制改革工程。
那么，既然三省六部制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出现的在线美工，隋文帝为何没有彻底地改掉北周落后的官制呢，反而抱残守制、新旧并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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